The Boston Garde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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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om Patty Hearst to David Stern
Billy Hunter's long, strange career

從Patty Hearst到David Stern
Billy Hunter漫長卻古怪的生涯

By Jonathan Abrams POSTED JULY 27, 2011

對Billy Hunter來說，過去和現在之前沒有太遠的距離。他只要躍過哈德遜河、穿過公路，停在費城的市郊，那裡就是他的家鄉，紐澤西州的Cherry Hill。

然而，在他彎曲迂迴的生涯裡，Hunter去過各式各樣遙遠的地方，才讓他到達現在的地方，哈林區中心的辦公室，Marcus Samuelsson新開的小飯館樓上，距離Sylvia餐廳只有幾棟大樓之遙。這裡就是一直擔任NBA球員工會執行董事的Billy Hunter，再度和NBA理事長David Stern交手的舞台。四年前，當Hunter及Gary Hall代表工會和Stern及Silver見面時，Stern提議要起草一份新的勞資協議，讓所有球隊的投資者都可以獲利。Hunter說他留下的印象是，如果聯盟的要求沒有完全達到，他們會宣佈封館。

從那次會議起，兩邊都沒有先眨眼睛。封館已經持續了近一個月，目前還看不到終點。儘管籃球相關收入從36.4億元上升到38.2億元，全聯盟的虧損大約會超過3億元，不過工會對於這個數字還有意見。

在2007年的會議之後，Hunter說他開始給球員心理準備，封館是無可避免的。「Stern差不多是照著他原來的規劃。」Hunter靠回自己的椅子這樣說，在他背後有塊白板，用黑色麥克筆寫著兩邊的提案和數字。「我相信當他在那時那樣說，他真的就會做到，所以我開始讓球員有所準備。」

如果兩邊維持現在的立場，Hunter說他相信球隊老闆會至少封館一整個球季。

對於兩邊在協議終止之前很久就願意見面，有些人稱讚這樣禮貌的舉措。不過以後見之明，這些會議只是暗示了那時就已經深深存在的裂痕。

450位球員的重擔在Hunter的肩膀上。還有來自外界的壓力－球員的家庭，他們的朋友和經紀人，貪圖Hunter工作的人，認為他們可以做得更好的人，還有因為收不到薪資支票生計會受到影響的人。

68歲的Hunter敏銳地知道情況的嚴重性，曾經遭遇過一次漫長封館的他，覺得最好要做好準備。他讓球員有所準備，但是要了解這個人如何在這樣高張力的對決下自我準備，對於Hunter有多一點了解，還有運動怎樣形塑了他的人生是很重要的。

Billy Hunter的電子郵件都會署名為G. William Hunter，但是在Cherry Hill，他永遠都是那個打棒球的Billy。那個地方是製造業重鎮－康寶濃湯的總部就在附近。Hunter在Main Street上一間四個臥房的屋子長大，屋子裡常常有多達15位親戚同住。

Hunter的每個叔叔伯伯都打棒球。Hunter也追尋他們的腳步。1955年，他是世界少棒大賽（Little League World Series）中幾支種族混合球隊裡的球員。在出發到威廉波特之前，Hunter 的球隊在維吉尼亞州的Front Royal參加區域賽。Hunter和隊中另外兩位黑人球員Bob Cook和Wilber Robinson住在當地一個黑人家庭。其他球員則是住在汽車旅館。

Hunter回憶說他不知道他們三個可不可以上場。那個夏天Emmett Till謀殺案發生，種族間的對立升高，特別是在不習慣看到種族融合的運動項目。在比賽之前，Hunter說比賽官方告訴教練有死亡威脅。球隊對於要不要參加比賽作了一次投票。

「我們都是孩子，我們只想要好好打棒球。」Hunter解釋說：「也許我們那時候還不了解。他們問我們要不要打球。我們才11歲，所以說：『當然囉，我們要上場。』」

在威廉波特，Hunter的球隊迎戰另外一支來自賓州Morrisville的球隊。來自紐澤西Merchantville的他們，在延長的冠軍賽中以三比四落敗。

「我們直到第六局都是領先。」Hunter說：「他們得了兩分追平比數。當時是我投球，但是你只能投六局。所以我得要去當捕手。原來當捕手的那位球員，他們則要他去投球，我不知道為什麼。他投出的第一球或是第二球，磅，被人家打了一支全壘打。」

Hunter以一個小明星的身分返鄉，但是這段經驗給他重要的一堂課，他一直都知道種族隔離制度，但是不完全了解社會有多瀰漫這股氣氛。

「那讓你一個年輕孩子暴露在當時美國的社會現實中。」Hunter說：「那讓你更堅強了一點點，讓你可以承受一些挫折，你需要這些，你得要自己站起來。」

「但是天啊，但是看看我小時候的背景，我們真是有夠窮的。所以說到挫折，我只知道我想要打棒球，我知道自己比大部分的對手要好。這就是對於我的意義。但是關鍵是它讓我眼界大開。你可以看到其他人，可以去到其他地方，可以知道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。所以這變成了一個出去外面見見世面，對於自己的未來充滿夢想的機會。」

「這就是我的人生起飛的地方，全是因為那次的經驗。」

高中時，Hunter從事四種運動，但是最終選擇去雪城大學打美式足球。作為一位跑鋒，Hunter追隨了1961年海斯曼杯（Heisman Trophy）得主Ernie Davis的腳步，他的後面則是Floyd Little，未來的名人堂球員。但是Hunter也有些走出自己道路的動作。有了少棒歲月的激勵，Hunter發起了一項運動，得到雪城大學所有黑人運動員的支持，抵制在球場裡設置種族隔離座位的南方大學比賽。

未來的籃球名人堂球員Dave Bing也簽了名。還有John Mackey，他是Hunter的室友，他是一位充滿天賦的邊鋒，後來成為NFL球員工會的首任總裁。

「喔是啊，這項運動發揮作用。」Hunter說。「毫無疑問的。它絕對有用。他們混亂成一團，只是不知道該怎麼做。」雪城大學教練Ben Schwartzwalder說，他指出球隊被Hunter集合起來，並且讓他當上隊長之一。

雪城大學畢業之後，Hunter加入了NFL，他的生涯很短暫但是充滿事件性。他大部分時候是做為回攻員。1965年他加入了華盛頓紅人隊，次一季他加入了擴展球隊邁阿密海豚隊，這也是他最後一個球季。

「我在NFL學到的，是它非常政治。你以為當你來到職業層級，只需要在乎技巧和能力，但是，一旦那時候你參與了球隊，就好像一種職業層級特有的政治。」Hunter說：「我不想變得下流，但是你得要對於這一切屈膝。你得要親吻XX還要表現。他們那時候的作法是，黑人只能打某些受限制的位置。」

在邁阿密，Hunter發現擴展球隊裡的球員來來去去。「就好像紐約的中央車站。」他說。如果有老鳥對種族問題提出意見，他就會被管理階層丟出球隊。只是二年級菜鳥的Hunter和他們站在一起。球季快結束時一場在水牛城的比賽，Hunter弄斷了三根手指。海豚隊回報的，是想要擺脫他，又不需要支付他全額薪水。

「那時候他們沒有球員工會。」Hunter解釋說。這讓他的NFL生涯畫下句點，中途曾經短暫地在蒙特婁雲雀隊(Montreal Alouettes)停留。有天晚上，他對球隊不告而別，回到美國娶了老婆。「後來我聽說他們再也不歡迎我回到加拿大。」

受到聲名卓著的律師Edward Bennett Williams激勵，Hunter進入霍華德大學（Howard University）法學院就讀，後來並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取得碩士。他在加州慢慢闖出名聲，從Alameda郡地區檢察官的位子，升到舊金山地區檢察官辦公室首席助理。

Jimmy Carter總統在1977年指派Hunter擔任北加州聯邦檢察官。他是擔任那個職位最年輕的幾位法律人之一，並且得以參與好幾個充滿歷史意義的時刻。他經手過地獄天使（Hells Angels）和黑豹黨（Black Panther Party）的首件聯邦官司。

1978年Jim Jones帶領超過900人在瓊斯鎮的圭亞那（Guyana）叢林集體服毒自殺，在那之後他起訴過幫助教派的倖存成員。Hunter在國會議員Leo Ryan被刺殺之後造訪過瓊斯鎮。

「我們在圭亞那軍隊清理掉所有屍體的傍晚抵達。」Hunter說：「因為大火和過多的屍體，有些屍體都被炸毀了。那裡就像地獄那麼熱。」

他也建議對Patty Hearst減輕刑罰，並且去拜訪監獄中的Hearst。一開始Hunter感覺他的老闆只想要他批准判決。Hunter堅持要和Hearst見面，他是報業大亨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孫女，一開始被共生解放軍（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）綁架，後來對於這個激進組織產生同情。

他們談到人生，然後Hunter發現諷刺的一面，他這麼一個來自紐澤西的窮小子，卻擁有全美最有錢家族繼承人自由的鑰匙。在三個小時的會面結束時，Hearst很直接地詢問了Hunter的感覺。「我告訴她，我會建議讓她離開這裡。」

1984年，Hunter自己開了家事務所，專注在地方財政和娛樂法。他曾經代表過MC Hammer，也曾經對藝人Bobby Brown提出告訴。在審判結束時，Hunter的女兒要他幫忙拿到Brown的簽名。「他告訴我閃一邊去。」Hunter笑著說。

這是Hunter擔任球員工會領導人的第15年。有這麼長的任期，很難把他看成籃球的圈外人。但是當他在1996年被指派時，他其實正是個圈外人。九十年代中期，工會四分五裂。那時候的領導人Simon Gourdine面對公開的挑戰。解散工會的投票以134比226失敗。但是球員代表投票無異議地要讓Gourdine走。

現在已經是底特律市長的Bing在同學會上與Hunter重逢，提到工會可以用到像他這種人的名聲。Hunter擊敗了經紀人Bill Strickland和曾任工會財務顧問的Charles Bennett。

Hunter是工會第四任執行董事。在他之前的，沒有人因為封館而取消比賽。但是這可能是Hunter的第二次。

嚴肅的事實是，兩邊都會說他們從1998年到1999年封館的191天裡獲得利益。老闆們想要硬薪資上限，最後妥協只對個別球員薪資設立上限。當Stern拿出他所謂的最後提案，Hunter面對了球員間可能的叛亂，包括Shaquille O'Neal和Hakeem Olajuwon對於等待越來越焦慮。「我們先眨了眼睛嗎？」Hunter在兩邊達成等待許久的合意後詢問紐約時報。「我想我們都眨了眼睛。」

Hunter說老闆要求的和13年前相同：硬上限，更短且更少的薪資，更有利的籃球相關收入分配。「他們想要做的事和他們在NHL相同，他們在依循同樣的藍圖。我心知肚明，所以從一開始就不斷灌輸球員。」

「我一直在說同樣的話：他們不是出於誠信在談判，他們不希望或是意圖在不封館的情況下達成協議，因為他們認為如果可以威嚇我們，或是封個一年，球員就會妥協，他們就可以為所欲為。」

在談判陷入僵局了好幾年後，Stern宣布合約終止的6月30日，也是2011年封館的開始。

「我們到了一個情況，當你把所有一切加起來，看看老闆的投資，老闆為了比賽提供的場地，數以千計的員工創造的營收，沒有忽略球員所做出的貢獻，但是現在是時候讓投資得到回報了，確定30支球隊，只要有好的管理，都有機會具備競爭力而且獲利。」Stern說：「我們嘗試著要說服球員和工會那是個可以運作的提議，但是沒有成功。」

Hunter用誇飾的語氣，強調了兩邊的歧見。他用上「掙扎」、「不會投降」和「流血」這類用詞。談判的結果不只是在Stern和Hunter的傳奇裡寫下決定性的一章，也會對聯盟未來數十年的財務情況造成影響。Hunter相信，這結果會影響所有職業運動勞資合約的未來。很少人有更複雜的運動背景來形塑他們的意見。「在這個案子裡，就我的感覺，這都是經過計畫的。這全是因為貪婪。」Hunter說：「沒別的了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