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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坐電梯往上兩層樓到了圖書館,他的Kalashnikov衝鋒槍就擺在窗檯(那是來自俄國特種部隊感謝他財務支持的禮物)。他有個籃子裡頭裝了三顆金蛋,每顆大約一磅重。那也是禮物,因為他的生日。


頂樓是另外一個小型健身房,他再納進行一些看似簡單實際困難的訓練。從頭頂上把網球丟出去,不用眼睛看而在背後接起。兩隻手腕交叉把兩個網球丟出去,然後把手腕交叉反轉後接球。跳到一顆排球上然後保持平衡。


我們比較晚進入健身房,當時他正在從事這些訓練,手上技巧和盲眼接球。他熟練地跳到一顆排球上,有如馬戲團中的海豹一樣平衡。他有著像長頸鹿的身材,但是卻敏捷有如貓鼬。


「你不能太用力。」他說著,然後把幾顆網球遞給我。「你要放輕鬆。一切要很柔軟。」我襯衫口袋的護照機分鐘內就濕了。「柔軟。」他在說的時候,我手忙腳亂地把球漏到地上滿地亂滾。Prokhorov最主要的運動是拳擊,他希望自己的Brioni西裝稍微寬大典,而不要訂製地太貼身,是因為他想要保有讓腳踢過頭高度的空間,當然他不是常常需要這樣作。他展現了一些拳擊動作,看起來之前的網球練習是作為暖身之用。


然後他表演自己可以多溫柔地把我的腳折斷,假使我想要持槍從後方接近,或是想要搶走那些金蛋後奪門而出。


那個下午,在我們沒有對記者施加傷害或是眼手訓練時,我們穿過圖書館,瀏覽一本本皮裝的Prokhorov家族相簿。他在莫斯科的童年,他的童軍營,海王星日(Neptune Day)的海盜裝扮,他依然記得用4.12盧布買到的球鞋。他的雙親Tamara和Dmitry,還有他們在莫斯科以北,在Kibalchicha 街上500平方英呎的公寓。當Prokhorov的父親在59歲因為心臟病去世時,他只有23歲;11個月後他的母親因為心臟衰竭過世,享年58歲。在Prokhorov終於可以有機會負擔自己想要的房子後很久,他依然在那間狹窄的兩房公寓中住了很久。他的姐姐Irina在離婚後,和女兒搬回那裡住。


現在他有能力依自己喜好設計豪宅,我不禁那悶有什麼是他沒想到的。有一件事,他說。以前住在老公寓時,每天起床後,他都會跑到廚房來點甜的紅茶,還有幾片「kolbasa」,那是無產階級蘇維埃的香腸。從枕頭到茶壺間只要走四步。現在從他在二樓的臥房到一樓的廚房,可是好長的一段路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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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羅斯廚房


根據Prokhorov姐姐的說法,他處在一個很獨特的幸運年代:受過老式教育的最後一代,也是有機會從後蘇維埃體制獲利的第一代。「他這一代非常幸運。」Irina在晚餐桌上說,那是在九月的莫斯科。他姐姐比他大九歲,正好是足夠的距離感謝他和他那群人錯過的歷史。「一方面他們受到蘇維埃體制的良好教育,另一方面他們對大衰退毫無所悉;他們從來沒有機會習慣那些事。他們是歡樂氣氛和經濟改革(perestroika)帶來的創意的得利者。」


Prokhorov出生於1965年5月3日,有著神似他母親的眼睛和黑髮。他的身高鶴立雞群則是來自雙親兩邊的遺傳,這讓他在幼稚園裡比同學高出一個頭。前10年Prokhorov家庭住在一個叫做「khruschoba」的公寓,那是俄文中貧民窟的俗稱,也是首相Nikita Khrushchev的姓。Prokhorov的雙親都是專業人士。Dmitry在西伯利亞長大,是八個小孩其中一個。她們家是「kulaks」,那是相對有錢的耕農,使他們成為資產階級,而成為共產黨迫害的對象和史達林(Stalin)的敵人。Dmitry的父親失去了一切,只得被迫從西伯利亞的一方,逃離到另外一方重新開始人生。

 
「我們的祖父母和八個孩子都在極度貧困的環境下長大。」Irina說:「我父親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才告訴我迫害的事。他說:『我不想冒著讓任何人發現的風險。』我父母親都怕得不敢說任何政治笑話。Mikhail和我在電話上就比較開放,我母親常常會說:『停止!』」


Dmitry靠著研讀法律回到莫斯科,最後成為蘇維埃運動委員會國際部門的負責人,這讓他享有出國的罕有特權。即使最平常的機場紀念品,都被當成來自西方的寶物般珍貴。Prokhorov的同學回憶說,當他們在10年級左右時,有次「Misha」─他們都這樣稱呼他─把他拉到桌子底下,跟他炫耀一罐叫做冰茶的新奇東西-真是奇妙的點子!然後他說,你想嘗試一點Toblerone巧克力嗎?


「我們的父親是個很聰明的人。」Irina說:「我認為我弟弟繼承了他的好記性、想像力和大膽-這些在蘇維埃體制裡都是無用的東西。我父親還算成功,但是我記得他從國外回來之後的苦澀心情。他可以看到西方生活和我們生活的差異。」(五十年代末期,Irina說,KGB要招募Dmitry,但是因為Tamara威脅要離開他,所以他拒絕了。)Prohorov的母親在莫斯科長大,是一個大學專門研究塑膠的團體中的工程師。Prokhorov的外祖母Anna Belkina是位著名的微生物學家,在大戰時她留在莫斯科製造疫苗,而Tamara則往東避難。Belkina是猶太人,但是逃過了其他人在二次戰後橫掃蘇維埃的反猶主義下,被罰款、驅逐或是殺害的命運。雖然她寫了兩份博士論文,但是卻沒有接受口試的機會,所以沒有拿到博士學位。每晚睡覺之前她都會打包好,準備在天亮前被逮捕。


「我們生活在矛盾之中。」Prokhorov說:「在大庭廣眾下人們需要支持這個政權,但是在廚房裡的是私人生活,我們透過廣播收聽美國之音、閱讀禁書,用非常低調的方式討論所有事。我從雙親那邊學到,你得放聰明點。當你只有12、14歲時,不容易感覺到你的說話和行事尺度。」


1975年,他們全家搬到一棟位在莫斯科以北Kibalchicha街上的15層公寓中。在我們共進午餐的幾天後,Prokhorov帶我去看那個地方,跟他六年前搬走時差不了太多。門口的椴樹現在幾乎可以碰到他以前的陽台,但是蘇維埃時期陰鬱的美學,在水泥階梯和昏暗的門廊中依然清楚可見,沒有改變。Prokhorov得要低下頭才不會撞到水泥天花板。


他在裡面仔細翻找衣櫥和抽屜。裡面有支被折成一半的四吋釘,來自澳洲的迴力棒,Sharp的雙匣錄音機,本來是全家共用,最後被Prokhorov給「私有化」。走廊上的櫃子裝滿物理、財金的書,還有皮革包裝的經典作家作品,像是巴爾札克,契科夫和狄更斯。在他小時後的房間有藍波的VCR(「我愛藍波-每隔五年到七年我就重看一遍。」)還有曲棍球的照片集和西洋棋的書。Prokhorov是個很有天份的西洋棋手,當他6歲的時候,全家到波羅的海度假,他在沙灘上擊敗所有成人,但是後來他放棄這個嗜好,愛上曲棍球和足球,還有「可以感覺到對手心跳」的運動。他的臥房沒有比鞋盒大多少,只能剛好容納下他特長的床。他的父親在1980年莫斯科奧運時,負責替參加籃球比賽的球員訂作超級大床,所以替他兒子也訂了一套。當Mikhail年紀漸長想要留女友過夜時,他還得準備吊床。


最後我們來到廚房,距離臥室只有四步,而且只比它大一點點。「當我的雙親舉辦派對時,這裡大概會塞滿20個人,或坐或站,走來走去。我們沒有鄉間小屋或車子。沒什麼好買的。我們只有派對。」


17歲的時候,Prokhorov進入了競爭激烈的名校-金融學院(Finance Academy),也就是後來為人所知的莫斯科金融學院(Moscow Finance Institute)。他在那裡認識Alexander Khloponin,這人後來成為他「最好的朋友」,他現在是俄羅斯聯邦的副首相兼駐北高加索聯邦區全權代表。一年後Prokhorov暫停學業,加入義務性的蘇維埃軍隊。他服了兩年兵役,常常在蒐集野蘑菇,那可以讓軍隊裡提供的可怕粥飯吃起來像義大利菜飯(risotto)。大學生服兵役那時是新政策,根據時任國際經濟關係部負責人的Mikhail A. Eskindarov的看法,是這種同志間的友愛和領導能力,造就了這所學校畢業學生的特殊性,他們在俄國金融界搶手的程度,就好像去年夏天NBA的自由球員。


「秘密在哪?」Eskindarov上個月在學校辦公室裡告訴我,他現在是校長。「我相信軍事訓練讓那些孩子更團結。他們心理上更強壯,得要成為好的領導人。他們也成為共產黨的候選人。現在我們不記得了,但是成為共產黨的一員帶給我們紀律。我們相信我們可以建立社會主義。」


那個班級也處在一個特殊的地位,了解到這個政黨的理想如何在經濟上失敗。Prokhorov在1985年退伍,同年經濟改革開始。為了要賺錢,他在莫斯科北方工作,負責把一袋袋的水泥從火車車廂裡卸下來。每人每車可以得到50盧布,賺得比其他貨物都要多。當法律有了改變後,他也可以送水泥,每天可以賺得400盧布,這比金融學院老師一個月薪水還要高。


1986年秋天他重回學校,跟著曾經在外國銀行和了解金融改革、自由市場和知道指令經濟愈發無效率的教授學習。1988年他還在學校時,他創立了一家石洗牛仔褲的公司。那家公司叫做「Regina」,以一個合夥人的妻子為名。他會用1盧布的代價買來牛仔褲,在莫斯科郊區用泥土和輕石處理,然後再以15盧布賣給零售商。Khloponin是他的第一批員工。這家公司最後擴充到超過300位員工。所得讓Prokhorov買了一台車,那是一台平凡的「Lada」。「那是另外一種層次的生活。」他說:「它讓我免於電車之苦。我可以載個女孩,然後請她去一些小的私人餐廳。」


然而,Lada並不是台大車,而Prokhorov並不是位嬌小的駕駛。「我的母親和我從窗子裡看他鑽進車子。」Irina回憶道:「那需要一些特殊的步驟。我們捧腹大笑。我對他大喊:『Misha,你的膝蓋咧?』他看起來像隻蚱蜢。」


1988年,他在金融學院就讀大四,他加入共產黨,參與了共產主義青年團。他和其他成員被派到俄國鄉村種馬鈴薯。他在Astrakhan負責督導學生旅團種植西瓜。想想他身為牛仔褲公司的老闆,而且有豐厚的15倍利潤,難道對他來說作為共產黨員不會有矛盾嗎?我問他為什麼要加入。


「要抵抗資本主義!」他說:「當然是玩笑的。」


但是這句玩笑話帶有一點謹慎意味,這是一種兩邊下注的手法。他喜愛風險,但是被對魯莽的厭惡所中和。八十年代的共產黨員依然具有競爭優勢。這層保護讓他可以有些出國的機會─他以共青團的身分前往捷克─但是雄偉的建築物正在粉碎;難以想像的鉅變即將產生。1989年他畢業那年,柏林圍牆被推倒。他們的父母無緣看到新俄羅斯革命,讓這對兄妹感到痛苦。「我父親有次跟我說,他最討厭的事就是懶惰。」Prokhorov說:「他是一位熱情的工人,但是我們住在一個有限的社會。」在廚房門邊有個小鈴鐺,這是用來集合大家吃晚飯的。近千場派對在那裡來來去去。不像Irina難以踏進舊房間一步,Prokhorov說他毫無懷舊之情。他仍然會環顧廚房,彷彿在找尋什麼東西,一段時間之後他會說:「就算我父母過世前,我都可以感受到對家庭的責任。我不知道為什麼。在任何生意,任何關係,如果哪邊出了錯,我都感覺自己應該被歸罪。那是我內心的某種東西。」


【待續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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